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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到SARS本部 (加拿大保羅．考福特醫師SARS抗疫紀實) 聯合報編譯
註:這一篇文章最先是由中山醫院婦產科楊曉萍主治醫師在【TW-SARS】郵遞論壇(該論壇由耕莘醫院鄭維理醫師所發起)中推薦原文給大家分享，後經馮克芸小姐義務協助摘譯而成，文中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記錄了一位家醫科醫師防治SARS的經歷與心理歷程，情節真實而感人，特別要感謝任職聯合報編譯工作的馮克芸小姐優美而流暢的譯筆，使我們得以最貼近的距離從考福特醫師的分享中得到學習與成長
（保羅．考福特是加拿大士嘉堡醫院醫師，該院正是本次多倫多SARS疫情震央，這是考福特抗疫六周的紀錄，摘譯自英國衛報，2003年4月29日）
我頭一次聽到SARS是在二○○三年三月十日，當時正與家人在英屬哥倫比亞山區滑雪度假。坐在滑雪場的餐廳，啜著一杯酒，當地報紙的一個小標題映入我的眼簾，標題是「多倫多神秘肺炎一死兩感染」。我記得當時對這篇文章沒怎麼多想，還提醒自己正在度假。三月十一日，我打電話給當時正在多倫多的內人，談完她隔天跟我會合之事，我像是補上一句似的想到問起那則新聞。內人說她在地方電台的新聞中模糊聽到有兩人死亡，電台報導也沒提到多倫多有什麼人在操心，反而人人關切今年冬天冷得出奇。
此時此刻回顧當時，我們渾然不知SARS會如此迅速又如此嚴重的主宰我們個人生活及專業生涯的每一個面向。我一直到一周後返回多倫多，才趕上這場因SARS病毒肆虐而引發的醫療及社會危機。
我們在三月十七日返家，當時，多倫多報刊報導SARS的疑似及可能案例愈來愈多。多數新案例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照顧SARS病患的醫護人員，且這些SARS病患在得知自己受感染前已將疾病傳染給他人。
我在多倫多郊區士嘉堡擔任基層醫師廿五年，過去四年在有七百個病床的士嘉堡醫院擔任家醫科主任。本院有兩處院所，那名所謂多倫多「指標案例」的男性病患是在三月初到本院慈恩分院就診，當時慈恩分院沒有人知道什麼是SARS。他被安置在一間雙人病房，同房的是一名心肺疾病病情嚴重的老年人。這名老年人其實需要住加護病房，但慈恩分院當時沒有病床。第一例SARS病患入院後廿四小時，與他同房的老年人就被轉送到多市另一家有加護病床的區域醫院。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名老年人已遭鄰床病患感染，成了SARS帶原者，且把SARS傳到收治他的區域醫院。同時，指標案例已汙染了慈恩分院的急診區，且使該院許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疫情就從那裡傳開。
我返回多倫多後不到幾天，公衛官員開始每天下午三點鐘召開記者會，把最新消息告知緊張不安的社會大眾。全國性電視台晚間新聞不再由伊拉克戰爭所主導，多倫多開始陷入SARS之戰。在士嘉堡醫院，我們感到自己身居這場災難之先，同時一步步接近我們專業生涯中最史無前例的挑戰。SARS已堂堂進入我們的日常用語之中。
許多醫師開始在他們的社區診間戴上口罩，糖尿病及高血壓病患開始取消例行性看診。那些確實需要看診的病患開始在診所醫院門口先量體溫，且在進入候診室時戴上配發的口罩。為病患而製作的SARS警訊連同出現疑似症狀的病患該去SARS評估診所的訊息都貼在所有診所的門口。
三月廿日之後，我就沒跟我的辦公室同事打照面，時間長達三周之久。她在慈恩分院有病患，而我沒有。院方宣布，本院轄下兩處院所的所有員工暫停來往。她可以選擇留在院本部，但卻決定跟病患一起待在已受感染的慈恩分院。三月廿一日，三百五十個病床的社區醫院慈恩分院關閉，除了留下一個門進出，所有的門都上鎖，院內還有數百名病患，還有一些留下來照顧病患的醫護人員。許多人痛哭流涕，院方只把留院的病患照顧到可以離院居家照護，或轉送其他機構。一周後，全院僅剩五十九名病患，這是了不起的成績。幾天後，當我們知道部分照顧慈恩病患的醫護人員也在其他醫院服務，且疑似及可能案例正在其他醫院就診，骨牌效應就出現了。本院兩處院所的開刀房至此關閉，多倫多市其他醫院的開刀房也跟進。許多門診診所大幅減少病患，大多倫多地區的其他醫院也在被發現有SARS案例後開始關閉或縮減服務。
自從爆發SARS疫情以來，我比往常更常上醫院內的小教堂。突然間，我身邊一些同事和病患都嚴重到進加護病房插管治療的程度，不過幾天前，他們似乎還是生氣蓬勃、身強力壯。本院醫護及病患總共有八十多人感染SARS，其中有些人在染病後六周仍未復職，有些則已死亡。做為一個醫師，我從未料到這輩子會看到這種狀況。我們總是談論歷史上的大規模流行疾病如何如何，過去我們一直深信自己受到各種疫苗的保護。
到了三月廿一日，多倫多市警戒程度升高，多倫多地區許多醫院都宣布處在橙色警戒狀態，僅次於最緊急的狀態。病患親友不得探病，只准院方工作人員做基本的探視。許多醫院封閉所有的門，僅留一個出入口。破天荒第一次，我開始在家中戴上口罩。
如今SARS主導了多倫多的每一節新聞，有多少新增案例、有多少人死亡、感染的人病情如何、誰該負責、有多少醫護人員感染。一些沒良心的商人開始在多倫多市區各地賣口罩，一個一元的口罩突然間要價十元，但在醫療院所之外，我從未在多倫多看到有人戴口罩。恐懼和憂心蔓延全市，但並無恐慌。我們的衛生部長上電視向觀眾示範如何正確洗手，我洗手洗到煩透了。
雖然這個我摰愛的城市因SARS而天翻地覆，但多倫多市民仍使用地鐵，依舊外食，學童照常上學，下課時也彼此玩耍如昔。社區感染的可能性相當低。幾件孤立的社區感染案在一支傑出的公衛團隊的處理下迅速控制。出問題的是醫療院所，因為許多醫護人員都受到感染。就表面來看，旅客來到總人口約四百萬的大多倫多地區，不會注意到有任何不尋常之處，除非他進醫院。人行道上的咖啡座和商店都很安全，且在酷寒的長冬後人滿為患。花朵一一綻放，整個城市生意盎然。
此事對亞裔社區的確有些反撲，中國餐館及亞裔購物中心也受到嚴重影響，這是不公平的。我們的旅館業陷於困境，這也是不該發生的。最讓我們失望的是極少數人（他們的確只是少數）不斷公然反抗隔離令，溜到公共場所，置全市於危境。這些人當中部分遭到拘留。
接下來數周，我們緊急實施多項計畫，處理SARS及非SARS病患的需求。傳染病專家從全國各地飛來多倫多，減輕筋疲力竭同事的重擔。他們之中有幾位儘管做了萬全防護，仍受到感染。由於限制轉院，有些受了小傷的安養之家病患無法返回原機構，其實對他們來說，醫院是最糟榚的場所。SARS不只是傷害那些受到感染的人。
四月十八日，我被一名病患叫醒，病患的太太打電話告訴我說她先生不舒服，發燒、咳嗽、喘不過氣。我幫病患安排照X光，結果顯示是肺炎，隨即我的同事把病患轉到我們的急診病房。
幾小時後，我跟病患的太太在急診室大廳碰面，我發現她獨自坐在候診室角落哭泣，她堅持孩子們都留在家裡，因為她擔心自己和先生都感染了SARS。她又急又亂，因為醫師叫她在外面等，讓她無法看到隔離中的先生。我和她小小相擁了一下，我們無法相信這個病已然改變長久以來眾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如今，僅僅是撫慰住院的親人都不准，我記得自己當時想，此情此景，怎一個慘字了得。
我花了五分鐘的時間才調適好心情，進到急診室。急診室內到處都是警告標語和安全警衛。有人給了我一個口罩、兩雙手套、護目鏡、髮網和手部消毒劑。我得先填好SARS篩檢問卷和量體溫，才能入內。我的醫院究竟是怎麼回事？老天，怎麼開始有點像是電影「危機總動員」的場景。可惜少了一隻可愛的小猴子，讓我們抓了結束這場惡夢。我一進急診室，就有個護士跟我開玩笑打招呼：「歡迎來到SARS本部。」這句話讓我笑了，勉強笑了一下。我幾乎認不出那是急診室了，人人全套防護設備，甚至比平時更清潔、更有秩序。有些人戴著塑膠面罩，我的病患待在負壓病房。病患獨自在內，戴著口罩，穿著醫院長袍，正在接受嚴密的隔離。我單獨與SARS疑似個案共處，有毛骨悚然的感覺。我們談了一會兒，後來他接受十天隔離，完全康復，但我們至今不確定他究竟是否罹患SARS。直到現在，都沒有萬無一失的SARS檢測法。
四月廿日及廿一日，似乎人人歡迎復活節周末的到來。我家的復活節晚餐延期，因為我們決定：如果不能跟爺爺奶奶碰面，那麼復活節晚餐最好延期。截至目前已知的研究告訴我們，SARS病毒在老年人身上特別強悍，如果伴隨糖尿病等其他疾病，死亡率是百分之五十以上。冒這個險不值得，而且，那天我根本也回不了家吃晚餐。
四月廿二日，一周之始，多倫多市及本院家醫科遭逢重挫。有一名SARS病患感染了一處院所的十五名醫護人員，我發電子郵件詢問一位同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回我電郵，說明那名男性病患病勢沈重、神色倉惶，他強烈抗拒醫護人員為其插管，幾度拔管。在長達數小時的痛苦掙扎後，到處散落口罩和手套；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可能維持隔離，但所有醫護人員一直到病患穩定下來才離開。外界真該給這些專業醫護人員致上由衷的謝意，他們知道此事的風險，但他們沒有逃。我的朋友告訴我，那些在外面的人都含淚看著那一切。當我在電郵上看到這一段，我也熱淚盈眶。
同一天，有人通知我，就在我們醫院同一條街上的一個四名醫師開設的聯合診所內，三名醫師在治療過一位前去就診的SARS病患後受到感染。病患本人違反隔離規定，當天治療那名病患的僅有一位醫師，另兩位醫師只是因為共用辦公室就染上。我們已知SARS病毒極毒，有些病患是「超級傳染者」。那三名醫師至今仍病勢沈重，都在加護病房插管中。SARS正向我們全體挑戰，我們必得以新的一套來對付。拜它所賜，我們得把他人的需求置於我們自己的需求之上，它提醒我們，我們正是為了迎戰凶險的疾病而行醫，即使我們從未想像這種疾病會真正出現。
四月廿三日，星期三，多倫多市SARS案例首見減少。我想盡辦法找到生活中令人雀躍之事，那幾天我會為找到一個好停車位而笑，過去我從未找到距離醫院大門口那麼近的停車位。本院當時仍僅維持最基本的人力。
四月廿四日，星期四，感覺那一天比平常還要長。一天將盡時，我比平常更急躁。一堆延期來就診的病人在我辦公室外等了一小時，三項SARS視訊會議還夾在其間。病人都沒有抱怨。真的，多數人在最糟榚的情況下都還在盡力。
院裡來電，M先生的癌症惡化，他想知道實情，我們必須告訴他，所有的治療方法都失敗，他只有幾周可活。那天下午他太太哭著來我的辦公室。醫院仍處在橘色警戒中，訪客不得探病。但一小時後，我們終於想出解決辦法，讓她入內。
這件事讓我想起電視上的一個畫面，一個女兒在母親病房窗外的欄杆上掛了一張橫幅，上面寫著：「媽媽，我愛你，祝你早日痊癒返家」。我記得她眼中含淚，聲中帶苦，不知道是否還能再見到母親一面。她的母親因癌症復發而入院。希望有人很快找到癌症疫苗。
那天晚上我在難民診所當班，病患中有一個三月份才從廣東省來到此地的年輕護士，懷著第一胎。她告訴我，廣東當地有成千上萬的人感染SARS，疫情約在九個月到一年之前爆發，且已演變到根本不可能把所有SARS患者隔離的地步，許多病患垂危。這件事讓我的憂慮加深。
我在晚間十點鐘左右回到家，內人幫我做了一道她拿手的煎蛋捲。稍後我為自己嫌蛋捲煎得太鬆而道歉。那天晚上我難以入睡。我左思右想，思緒繞著家人打轉，未來將如何？一年後我們這七口之家都還照舊平安嗎？我現在每天看診，總是遲了兩小時才下班。我知道自己還未問過兒子泰迪是否喜歡他新的兼差工作。我對自己在本院所下的每一個決策三思。我今年會趕不上報稅的最後期限，不過我不在乎，如今的我渴望那種跟內人閒步一回的單純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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