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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喚起的社會集體焦慮與降溫之道 林口長庚精神科臨床心理師 蘇逸人 本文章轉載自心靈園地
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宛如二十一世紀再現的黑死病,對於緊追現代科技與昌明醫藥水準的台灣來說,當疾病開始在中國大陸南方與東南亞蔓延之際,人們大概沒料想到隨後台灣的受害程度會如此之大。而即使在近一個月前,當台灣政府將「三零」(零死亡、零社區感染、零境外輸出)作為一項向全球輸出的醫療奇蹟而相當自豪時,大多民眾可能認為此疾病已被全然地控制住了,仍然依循正常的步調生活。直到4月23日和平醫院爆發多起病例感染,衛生機關於4月24日緊急封鎖醫院後,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台灣民眾的疾病意識方才正式抬頭。
目前社會大眾強烈瀰漫著的焦慮,某個程度上是相當正當合理的反應。當人們在面對一個模糊曖昧、感覺到危險威脅存在的情境時,很自然的會興起焦慮反應。尤其若此威脅衍至對生命的剝奪,直接粉碎人深植在潛意識的「特殊稟異(specialness)信念」(意即虛妄的認為自己一生中不會受到受傷與侵犯),使人直接強烈覺察到自我與身體的脆弱性時,死亡的焦慮便再也無法抑制的抬頭了。若以上述觀點解析SARS風暴,SARS病毒的面貌確實也符合這樣的特徵,從它一開始在廣州現身、進入越南、在東南亞及世界各地擴散開來的歷程,我們可以看見,它是一種病原不確定、傳染途徑不詳、沒有特效療法、可能致死的傳染病。對於一個生存在認為當今傳染病已被成功克制或消失年代中的我們,需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接受,現今的確可能還是存在黑死病。若與921集集大震相比,在伊朗導演阿巴斯拍攝的「生生長流」中,災民不認為地震是上帝的懲罰,而像是一隻亂咬人的瘋狗。瘋狗很快離開,社會面對的是留下的滿目瘡痍與重建。而SARS病毒雖同樣是一種自然演化的災害,但它沒有很快離開(大眾無法確知何時才能結束這場戰役,也是焦慮感的來源之一
);相反地,眾人的罹病與死亡確認它在地球上的位置,後續的議題大概不是徹底根絕,而是如何找出共處與防衛自保之道。
綜上所述,「社會集體焦慮」現象之所以產生,源自社會大眾強烈的不確定感與無法掌控感,而生命威脅更是首因。台灣某些媒體的嗜血性格與過度失衡的報導風格,大概也與深化集體焦慮脫不了干係。筆者以為,此次國人面對SARS引發的集體焦慮,某程度上是台灣人性與人心自然的反應與變動,因此或有其正當合理性。即便和平醫院遭封閉隔離後,某些醫護人員或家屬的激烈情緒反應,也是可以理解與包容的。筆者很難確認目前社會的集體焦慮到底有多少是合理成分,又有多少是過度非理性的反應?民眾畢竟不是理性充分啟蒙的科學專家,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凡人。因此,深深期許政府、媒體、學界、醫界必需攜手合作,共同承擔起「除魅解惑」的責任。身為一個習慣專注於個體層次的心理衛生工作者,筆者認為若欲對集體焦慮「降溫」,仍須從政府與媒體下手,但需賴學界、醫界作為堅實的後盾與正確訊息的供給者。以下則嘗試對媒體提出幾點建言:
事實上,某些電視或平面媒體早已抱持類似的精神在經營(如自由時報、民視等),這些媒體在此次的事件中無疑扮演穩定台灣社會人心的重要角色,政府與民眾應該予以肯定鼓勵。另外部分媒體在大量民眾抗議與政府祭出法規決定嚴懲後,也收斂原先乖張的作風而改進報導風格,應期待它們能繼續保持,收穩定民心之功。整體而言,自和平封院事件至今確實可以感受到,政府決策的效能效率及媒體自律的程度的確在逐步提升,這是好的變化。若由正面角度視之,確也可觀察到政府在這一波SARS危機嚴酷的考驗下,提升了危機的因應處理能力。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SARS的疫情在未來的一段時間中,有極高的機會可慢慢降溫,屆時集體焦慮的消弭也應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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