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萬華社區大學副主任 于文正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所謂的「人」不過就是記憶罷了，你、我就是我們所吸收的、相信的、擁有的那些資訊，吃進什麼樣的資訊，就會長出什麼樣對人、對周遭世界的看法，如果吃多了扭曲、錯誤、偏頗的資訊，看到的就會是一個歪斜、恐怖的世界。

       不該被遺忘的過往

       在一個社會爆發所謂大眾恐慌徵候群的過程中，媒體總是最關鍵的角色，因為我們無可避免的需要依靠媒體來認識外在的世界，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個案中，曾經有過許多有名的案例，一九三八年萬聖節大導演奧森威爾斯與劇團演出廣播劇「外星人入侵地球」，由於過度逼真，震撼百萬美國人人民，並造成數以千計民眾恐慌症爆發（panic attack）。一九五四年在西雅圖則爆發「擋風玻璃事件」，這起事件由報紙報導開始，表示民眾的私人車輛擋風玻璃遭人破壞，見報之後注意到這個現象的民眾大增，三週之內民眾報案電話不斷，西雅圖市長只得要求艾森豪總統與聯邦政府介入，當時對於何以擋風玻璃會出現這些問題有各種猜測，甚至包括核子試爆的影響，最後由於有人指出這是大眾歇斯底里症所致，事件才告落幕！

        這種歇斯底里如果極端一點甚至可以演變成大眾心身症，一九四四年九月在伊利諾州麥頓市（Mattoon），有婦女報案表示夜裡有不明人士侵入臥房向其噴灑某種香氣，造成她腿部麻痺，此案經當地報紙報導後，類似的例子此起彼落，憂心忡忡的民眾不僅半夜守候，配槍準備逮住這個夜半怪客，甚至宣稱目擊夜半怪客的次數也不斷攀升，由於故事性十足，媒體紛紛投入炒作，結果小鎮警方疲於奔命處理不斷增加的個案，十天的興奮期間，聯邦專家也加入，分析各種氣體，到處調查不存在的怪客，等到報案婦女的麻痺症狀紛紛消失後，此事被證明不過是一場大幻覺，是大眾心身徵候群的案例！

         回顧台灣的經驗，大家可以靜下心來想想，一九九五年，我們的媒體用各種方式恐嚇我們閏八月將會爆發兩岸戰爭危機，社會人心惶惶不安，但是閏八月平安的過了。接著是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直選總統副總統，這次媒體大幅報導台海飛彈危機，社會掀起搶購美元、黃金熱，一般民眾囤積白米、衛生日用品，結果飛彈危機也安全的過了。驚聳的九七年，這次台灣媒體提供我們的是警匪動作片，陳進興盤據南非武官官邸時，媒體開闢電話直播，改寫了民眾對正義的觀點，此後，受害人成為迫害人，真搶匪變成假英雄，九七年之後，台灣媒體依然故我地掀起一波波風潮，葡式蛋塔、牛奶麵包、芒果冰沙、山藥、spa，台灣人的一窩瘋現象不斷創新、攀升。

        如果過去的歷史大家可能記得不那麼清楚，就說近一點的例子吧，今年開打又結束的美伊戰爭想必大家記憶猶新，英美聯軍每攻到一個城市，台灣的媒體就告訴我們即將展開巷戰、生化戰，會有大規模死亡，但是每一次媒體的「預期」都落空，等美軍接近巴格達，這種「預期」更是達到空前規模，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媒體告訴你海珊將會使用生化武器，美軍預期大規模傷亡，畫面重複新聞重複，操作手法一如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結果伊軍沒有使用生化武器，也沒有大規模的巷戰發生。媒體只好孤注一擲把焦點轉到海珊的家鄉，繼續向我們這些閱聽者行銷他們的生化戰、巷戰大預言，結果證明通通都沒出現，事後也沒見媒體為他們對社會大眾的「恐嚇」做出什麼解釋，但是有那個媒體曾經用同樣的篇幅、同樣的時間長度，各式各樣的角度，好好質問為何老美非打這場仗不可，海珊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在哪裡？

        拜SARS之賜，台灣的媒體得到「救贖」，焦點很快的從戰爭、政客身上轉移，這次我們都身歷其境，但媒體的表現如何？守法嗎？正確嗎？負起社會責任嗎？前衛生署署長李明亮對媒體未加詳查即用頭版頭條報導萬華華昌社區水質受污染是最典型的例子，同屬知名報社的另一個平面媒體，則在頭版用粗大的頭條新聞誤報高雄長庚醫院的醫師殉職，隔天則用相對不成比例的小方塊向林永祥醫師及其家屬、社會大眾道歉。我們必須痛心的控訴，台灣第一個死於與SARS有關因素的民眾，是那位在和平醫院封院後自殺的男子，他可以說正是被台灣媒體，也就是恐怖資訊所嚇死的！

        恐慌的形成

        大眾的歇斯底里、恐慌與一窩瘋，本質上都是一種從眾行為，在資訊不明的情況下，人們會緊抱任何一個看似權威所提供的資訊來源，以致於形成一致行動的現象。以SARS來說，初期爆發時因對它的認識有限，加上缺乏有效的醫療以及致命性，提供了從眾行為最好的發展溫床，從網路、平面媒體到電視新聞，這些媒體看似權威的光鮮包裝一向都是偽知識的生產基地，加上台灣媒體眾多，隨處可得但卻又難以辨識、比對虛實的資訊，民眾往往就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放鬆自己對資訊吸收的心防，而媒體的操作手法與人們記憶運作的特徵則強化了各種SARS資訊所產生的心理衝擊，縱或有些許理性的聲音，但在對SARS認識不足的階段，往往都被鬼聲揪揪掩蓋，社會集體的恐慌於焉形成。

         在對人類記憶的研究中發現，某些條件特別容易讓人們對事物的記憶深刻，首先當然是對個人意義重大的事物，像是與個人切身利害有關的資訊，這次SARS事件中，感染與否的生死大事當然對任何人都至為緊要，媒體中與疫情發展、預防、保健、治療方式的各種資訊都具有這種特性，不過這種記憶深刻並不一定導引人們產生利社會或理性的行為，因為關切個人利益甚於群體的人當然可以選擇性的利用這類資訊，比方，媒體如果報導哪裡產生疫情、有疑似患者或通報病例，我們便會看到人們對這些通報病例、疑似患者、醫護人員、居家隔離者甚至僅是來自某些疫情爆發地區的健康民眾，保持令人不愉快的警覺、歧視、甚至侵犯權益的行為，因為對這些民眾而言，他（她）可能缺乏比對、判斷資訊虛實所需要的知識基礎，或者他們僅是選擇最簡便偷懶的方法，就是〝隔離〞，隔離知識也隔離人群。至於網路流言產生的影響例子更是不勝枚舉，這陣子被搶購一空的綠豆、鳳梨還有各種偏方，都可以說明人們雖關切與自身利益有關的資訊，但卻不一定理性的情形。

         其次，像是帶有深刻感情衝擊的資訊也容易被植入記憶的底層，刑事案件受害者或目擊者常會有的「武器焦點」記憶正因為引起的情緒反應強烈，所以往往揮之不去，發生能對犯案武器做出完整且鉅細靡遺的描述但卻無法記得犯罪者面容的情形。這次台灣媒體在SARS的相關新聞中鉅細靡遺的報導了SARS犧牲者的事蹟、家人與同事的反應、喪禮，畫面中出現人們眼角淚流的慢動作、傷感的音樂或是家屬呼天搶地的哀嚎，往往都能帶動觀眾深層的情緒，從而加深人們的記憶，不過，我們真應該想想，每年、甚至每天台灣各地都有死於種種其它疾病的患者，儘管這些疾病帶來的死亡人數遠遠高出SARS，但這些故事卻沒有得到SARS所得到的「禮遇」。

         要讓一個人記住任何事情，最簡單而原始的方法就是不斷的去背、去記憶它，小朋友背九九乘法表，背不明所以的唐詩，國中學生被英文單字、數學公式、地理歷史都是如此，閱讀報紙與收視新聞是不一樣的行為，因為從新聞台播出的二十四小時新聞，是不斷重複同樣的畫面，同樣的資訊，就好像一個強迫人們學習的記憶機，可怕的是，在瘟疫蔓延時，這個記憶機不斷要我們背誦、記憶的都是那些與我們切身利益有關又容易牽動情緒的資訊，一般民眾實在難逃這樣的天羅地網，只要坐在電視前，恐懼感便油然而生。

         製造恐慌的新聞一定少不了聳動的標題與錯誤、含沙射影的報導，與SARS新聞有關的例子隨處可得，「和平醫院再死四人」，這個標題報紙用、電視媒體用，是發生於和平剛封院的前幾天，但是他們都死於SARS嗎？「和平醫院運進七具棺木」，這個標題跟新聞大家也還記得吧，新聞台播了又播，儘管這七具棺木肯定不全是用於SARS患者，但是電視台照播不顧。SARS初起，我們的媒體連疑似的通報案例，儘管事後已經加以澄清，不但聳動標題不改，新聞照樣反覆播映，唯一差別不過是由美麗的主播在最後加上幾句：「雖然證明是虛驚一場，但是大家還是謹慎一點為宜」。

         四月三十日傍晚，某知名有線台用跑馬燈宣布台北市十二所社區大學將停課至五月底，這條新聞當然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台灣的媒體就是能犯這種錯！大家都不會忘掉那位香港六歲小女孩可愛的臉孔，她被台灣效率奇差的衛生官員，還有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宣判為「疑似」SARS病例，整團人立即被台灣社會「隔離」，快樂的台灣行變成惡夢，萬華區一家老字號的飯店也關門大吉，結果人回香港，港方立即判定是普通感冒。

        現代公民的自覺

        台灣的媒體始終有兩種面貌，一張臉告訴各位他們是社會的良知，是第四權，另一張臉則是販賣訊息商品的生意人，他們隨時根據自己的最佳利益選擇性的告訴大眾媒體是什麼，但是不論如何，媒體靠著販賣新聞維生是他們的生存基礎，問題是，有誰去監督這些商品品質如何？固然新聞局不應當跳出來扮演這個角色（在和平醫院爆發集體感染之前，台灣的政壇與媒體正在找新聞局的晦氣，因為新聞局打算委託民間機構評鑑媒體），但是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如果開始懂得要求控制飲食中熱量的攝取，怎能不對自己閱聽的訊息不加思量全盤接受？

         打個比方吧，一份報紙，一個新聞台，基本上就像是一家便利超商，提供你琳瑯滿目的商品，但是超商的任何商品，只要你願意察看，都有起碼的基本標示，告訴你製造日期、使用期限，成分有哪些，甚至告訴你熱量有多少，可是新聞有嗎？有的新聞或許就像一些零食小點，吃吃不過增加點生活趣味，但是有的新聞卻是高熱量、低纖維、油炸、高甜度，甚至淺嚐即能傷害人身心！這點沒有任何人替你、我把關。台灣的新聞媒體也有想起自己社會角色的時刻，隨著疫情升溫媒體也開闢了時段，讓觀眾們call in 發問，由醫師專家回答關於SARS的各種問題，但是同樣的一個媒體，卻依然在新聞時段大賣其恐怖新聞，這不矛盾嗎？

         我們跟SARS顯然還要相處一段非常長的歲月，不曉得媒體還要多久才能想起來該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去監督政府五百億抗SARS經費的運用，要求政府整備足夠的醫療資源，加快確認病例的速度，追蹤感染源的進度，還有關切防疫過程中可能對人權的侵犯，在未來可能爆發的任何其它傳染病，這個政府有沒有防疫的準備。而一般閱聽大眾，包括我們社區大學已經嚇得失去理智的學員們，請藉著這個機會，學習真正的自我負責，養成對各類資訊精挑細選的能力，提昇自己自行收集、過濾、比對、判斷資訊的習慣，這是現代人的責任，然後想想SARS病毒能從動物身上跨到人類所象徵的意義，想想在這個時期我們能做點什麼，想想如果生命是這麼無常，我們又該怎麼對自己負責，當SARS過去了，這是一定會過去的，台灣社會還留下什麼是我們共同的責任。